焦裕禄精神永不褪色——纪念焦裕禄逝世57周年

  焦裕禄，一位优秀的员，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一位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人民好官。值此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共同了解，一同学习他的精神事迹。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幼年的他因为家庭条件只读过几年书。11岁那年因为遭遇灾荒，家境愈发贫苦，不得已辍学回家种地，农闲时要去卖菜卖油，去煤窑运煤卖煤。

  日伪时期，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被逼死，焦裕禄也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最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做苦力，终于在1941年逃出，后又因生活所迫，逃荒至江苏宿迁，为图生计，去了离宿迁城东15里地的双茶棚村，给地主胡泰荣家做了两年雇工。

  1945年，在抗战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积极主动地要求参加民兵，在当时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的领导下，加入战斗，解放了自己的家乡。

  1946年1月，焦裕禄在家乡终于成为了中国的一员。同年3月参军到了河南，历任尉氏县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及团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车间做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他去往尉氏县县委书记处担任书记一职。同年12月赴兰考任兰考县委书记，第二书记。

  长期胃病的焦裕禄忙于工作，1964年春病情恶化，于1964年5月14日因患肝癌晚期病逝，年仅42岁。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了焦裕禄“革命烈士”称号。

  正是早年焦裕禄经历的这些事情，锻炼了他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优良品质，也为他之后参加工作后舍己为人，身先士卒的光荣事迹埋下了伏笔。

  1963年8月，焦裕禄的孩子找他，希望有机会能够换一支新的铅笔，焦裕禄看了看笔头说还可以用。过了几天，孩子又来找他，希望有机会能够换一支新的铅笔，他看了看笔头说还能继续用。直到铅笔已经用到像花生米那样大小，孩子希望换新铅笔，焦裕禄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帽，将它套在了花生米大小的铅笔上，跟孩子说还可以用，从小教育孩子体谅工人的辛苦，培养小孩子艰苦节俭的优良品德。

  1964年2月7日，国家为兰考县送来了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事们看到焦裕禄总是穿着一件很破很破的棉袄，心疼他，想照顾他送给他三斤棉花，让他做一件新棉袄，但又怕他不收，就把三斤的棉花票送到了焦裕禄家里。焦裕禄回到家，发现了棉花票，就让家里人退回去，他这样说：“救灾物资是属于群众的，咱们不可以要，虽然我的棉袄破了些，但还能穿，比起那些没有棉袄穿的老百姓强多了，我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向群众们看齐。”这样愿意与群众看齐，感同身受的人，群众如何不爱。

  1963年3月，针对植树造林的问题，在县委会上就此发生了争议，有些人想要先把树种到大路两旁，绿化环境，而有些人想先把树种到沙丘上，用来防风固沙。焦裕禄针对两种观点讲话：“两种意见都是有道理的，都是一定要实现的，但要考虑步骤顺序。我的意见是，先顾吃饱饭，后顾吃好看。”大家听过焦裕禄的话后纷纷觉得赞同，认为这个总结生动简洁，主次分明。

  1963年3月13日，有一批花生种子从河南桐柏县调到兰考，焦裕禄在会议上提议，要因地制宜，把种子安排到适合种植花生的地区，将5000斤花生果送到老韩陵。随后他又亲自组织群众，与群众一起剥花生皮，在播种时也亲自参与点播。等种子发芽生长后，又经常去地里除草治虫，亲自了解花生的生长情况。如此一心为民，不辞辛苦只为给百姓带来更好生活的人，群众如何不爱。

  1962年12月初，地委组织部的关于安排焦裕禄去往兰考县任职的谈话，向他介绍了兰考县当时的困难情况，希望他认真考虑。但焦裕禄当下就很坚定地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组织希望给焦裕禄一些时间，安顿好家里再前往兰考县，他却立即起身前往了那个满是困难的地方，他说:“兰考正在严重困难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正盼望党组织派来的人组织他们向困难作斗争。”

  关于他知难而进，不惧困难的精神，还可以追溯到1953年7月，焦裕禄被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焦裕禄面临许多未知的困难，但他生生通过刻苦学习弄懂了那些非常专业的知识。

  1956年，焦裕禄被任命为车间主任。他上任伊始，上级领导就决定要试着制造重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那时国内工业水平相当落后，需要攻关的技术难题数不胜数。但他没有退缩，他衣食住行全在车间，非要把一个个难题攻克不可。工人兄弟们不可能不被这样的拼搏精神所影响，大家纷纷向焦裕禄学习。经过大家连日连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将直径4米的卷扬机试制成功。这样执着认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如何能不感染到身边的人，如何不被与他同样的群众们喜爱。

  1963年2月，有一天焦裕禄与张钦礼一起吃饭时，吃着饭的焦裕禄把筷子夹向了空盘，张钦礼笑着问道：“焦书记呀，吃个饭，你在想啥呢？”焦裕禄说，他自己怎么能不想那些百姓，改变兰考县当时现状，是在他肩上的重任，全县三十多万的群众都指望着他们。

  焦裕禄的父亲在他年少时期便被日本人逼死，家中还剩老母亲独身一人。1955年焦裕禄在他的干部档案自传中写道，他母亲李氏已经六十三岁，一直住在山东老家靠种植一亩地维持生计，他只有依靠他和爱人的工资640分，除去常向家寄钱供养他母亲之外，他母亲只会农闲时去他家里住上两三个月。”自从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后17年没有回乡看过自己的母亲，后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才有了他阔别十七年的回乡探亲。如此敬业，将自己的一切精力奉献于党奉献于人民，群众怎能不爱。

  1962年12月6日，在接到组织调派后，焦裕禄丝毫没有犹豫，一个人带着介绍信，来到了兰考。兰考县位于河南的东部，与山东相邻，北边挨着黄河，历史上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由于黄河的多次改道，风沙，盐碱和内涝成为了当时的“三害”，给兰考的人民带来了多年的灾难。

  当时初到兰考，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粮食产量已经降到历史最低，兰考县当时有36万人，灾民就有20万，灾民逃生，火车站挤满了人，都想逃荒到外地，到处一副民不聊生的样子。初到兰考的焦裕禄看到这一切，更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将兰考治理好，还给群众们一个幸福的生活。

  第一次县会议，焦裕禄选在火车站召开，他要在灾民面前，承诺群众，和其他干部共同改变兰考，当时他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说：“们，灾民背井离乡都要去逃荒，党把兰考县36万的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却不能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这是我们的失职啊！”

  1962年上半年168天的大旱，无尽的风沙打死了20万亩麦苗，下半年倾盆的大雨，又淹没了30多万亩的农作物，盐碱地里的十多万亩庄稼枯死。

  焦裕禄为了查清风沙的原因，亲自组织技术员去查风口，当时是风最大的时候，风沙打在脸上，睁不开眼，张嘴再闭嘴就是满嘴砂砾咯吱咯吱作响，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查清了风口和风沙的走向。

  焦裕禄为了改变现状，先要去村里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探访，并认识了老饲养员肖位芬，向她请教治理三害的办法。焦裕禄谦虚地说：“要想改变兰考的现貌，人人都要出力，您的年纪大，生产经验比较丰富，我就是来向您请教的。”肖位芬虽然不好意思，但想了想，告诉焦裕禄，这里有句老话，“挖穷根，种花生，要想富，种桐树。”兰考风沙大，种泡桐树可以固沙防风，泡桐树喜沙，两年粗如碗，三年能锯板。

  焦裕禄听后，在来到兰考的第11天，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具体分析了种桐树的优势，积极组织大家种植泡桐树，老韩陵成为了焦裕禄蹲点的桐树种植试点。

  1963年3月，焦裕禄从外地调来5000斤花生苗，他深入群众，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亲自剥皮，亲自播种，后期亲自除草治虫。

  兰考16万亩的盐碱地上寸草不生，颗粒无收，白花花一片，就像刚下过雪似的。以前有百姓把地里白花花的东西当盐拿去卖。可这些“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盐，地里有盐有硝还有马尿碱，这都是要区分出来的。但当时县里没有盐碱验化器，焦裕禄只能用嘴去尝，“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就这样，焦裕禄带着大家，尝遍了兰考所有的盐碱地，这才对其作出了分类。

  通过焦裕禄细致的观察，他发现有一位农民的菜就比别人的长得好，于是问那位农民原因，农民告诉焦裕禄，把一米以下的土翻上来种地就可以，而且一米以下土壤的土质，至少可以维持一两年。焦裕禄对其他群众讲，兰考的现状需要大家一起努力，需要自救，这样大家才能解决当下的吃饭问题。经过治理，1963年改造过的盐碱地终于种出了庄稼收成是自1958年来最好的。

  兰考县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雨季黄河泛滥，冲刷地面的同时，也给两岸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的地方，根本没办法利用，而且一下雨就会引发严重的内涝，积水无法排走。

  当时被兰考人称的“白帐子雨”，连下了8天8夜，急得大家团团转，甚至有的干部哭了起来。焦裕禄见状说：“哭有什么用，天还是会下雨，地上一样还是会积水，群众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些干部，我们如果都不挺直腰杆，群众怎么能充分地动起来，参与到治涝中，这叫‘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于是焦裕禄组织了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为主，和当地县委干部，地方百姓组成的考察队伍，一起深入到受灾地，想方设法治理内涝。他提出“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灌、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为此，他生前画了许多水利图纸，直至去世，还有很多没有画完。

  焦裕禄在去世前，曾留下遗言，希望组织可以将他葬在兰考，他说，活着的时候没有把兰考治理好，死了也要看着他们把兰考治理完。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病复发久病未医，导致肝癌晚期逝世，年仅42岁。当百姓们知道了消息，成千上万的一起走上街头，为焦裕禄披麻戴孝，送这位人民的好书记最后一程，大家哭着说的：“俺的好书记，生生是为了俺们兰考人累死的啊！”

  1932年8月，妻子徐俊雅出生于开封市的一个书香门第。尽管时代环境下限制了这个女孩接受教育的方式，但从小被父亲耳濡目染下，徐俊雅从小就对知识保持相当高的热情，喜欢看书，仰慕她的父亲及其他有文化的人，并从小就希望未来与自己走进婚姻殿堂的丈夫是一个才情与智慧并重的男人。

  1950年，焦裕禄与徐俊雅在尉氏县文工团相识。落落大方，性格开朗的她有许多追求者，其中就有焦裕禄。据后来徐俊雅回忆，那时的焦裕禄不像其他那些男孩，能言善辩会讨人欢心，只会傻傻地与她接触，但也正是这种老实，吸引了徐俊雅。而且焦裕禄才华横溢，所以才捕获了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心，于是，18岁的徐俊雅嫁给了焦裕禄。

  婚后由于这位妻子默默地支持着焦裕禄，焦裕禄在兰考县工作很久不能回家，她就一个人在家洗衣做饭抚养孩子，从不喊苦喊累。焦裕禄一生很是清贫，收入微薄，徐俊雅为了减轻负担，在一个人照顾家庭的条件下，还出去外边打些散工，帮焦裕禄分担生活。

  在孩子们的回忆里，父母的爱情，虽然平淡，但实实在在。在外忙碌的焦裕禄回到家，妻子徐俊雅连手帕都不让他洗。焦裕禄知道徐俊雅喜欢他的音乐才能，两人相处时，时不时地焦裕禄就会拿出二胡，拉给徐俊雅听。在兰考县焦裕禄肝病复发仍坚守岗位时，徐俊雅深知自己劝不动焦裕禄，所以只能搬来凳子，坐在焦裕禄一旁，静静地陪着他。

  焦裕禄去世时，徐俊雅悲痛欲绝，甚至一度多次向棺材撞去，被孩子们拉住，她说：“若不是老焦临终前的嘱托，我会随他而去。”这是多么情深的夫妻啊。在焦裕禄死后，徐俊雅独自一人将六个孩子抚养成人，她从小就让孩子们学习自己父亲的优秀品德，勤俭节约，向父亲看齐。

  读到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所写的《我的父亲焦裕禄》中，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位伟大的工作者对自己孩子的影响很是深远。

  在焦守云的描述中，焦裕禄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女儿说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位苦行僧，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也是一个有自己的爱好追求，愿意精致生活的男人。长相英俊的焦裕禄也演过歌剧，平时的他哪怕再苦再累，衣服再破再旧也一样会干干净净的。为了上级给他的任务，在洛矿会将自己本不了解的东西钻研透彻，在兰考会自己亲身调研，事无巨细地了解当地情况，一一分析一一作出解决。有一位兰考的干部说：“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着度过的。”

  文章写到这里，我不禁感叹，这样一位舍己为民，用生命去兑现承诺的员，人民公仆，何尝不是人生极限的荣誉。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在社会的各个行业中，一定还有着很多像焦裕禄一样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去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精神可以让我们长长久久地去铭记，也应该是我们面对工作，面对困难时尽力要求自己做到的，让这份精神传递到我们的每一代人，这是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人的使命，也是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