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希腊独立靠的是外交战场的辉煌胜利｜文史宴

  在欧美列强主导世界的近代，后发国家想要从国际局势中得到好处，必须要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为自身谋利，希腊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就是外交胜利的典范。相反，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就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824年8月，现代化推进者赢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对英国外交大臣来说，希腊这次新的示好是清楚无误的，橄榄枝是以希腊政府的名义公开抛过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欧洲协调机制团结中的裂痕已经进一步扩大。

  俄国的一份秘密备忘录的内容也泄露了。俄国的计划是削弱这场革命的力量，将革命的成果分成各自独立的属于欧洲诸强的“影响区”，每个区在名义上仍然归属于苏丹。这样一来，维持现状的文章勉强还可以做下去。

  新获得授权的希腊政府很快抓住这个机会，给坎宁写了封信，强烈谴责了俄国的计划，请求英国给予帮助。这一次，英国外交部长回复了，尽管依然没有一点褒贬。马夫罗科扎托斯的“利用俄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的政策开始慢慢见效了。

  当易卜拉辛及其埃及大军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司马按：奥斯曼苏丹向名为封臣实际已半独立的埃及统治者·阿里借兵希腊独立），并使这样的一个问题变得更迫切的时候，当现代化推进者的优势地位因其在第二次内战取得的胜利而得以强化的时候，多数希腊领导人开始思考引入一个或多个欧洲强国势力。

  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希腊的现代政治党派领导人表达自己观点的首要做法，是推进依附英国、法国或俄国，从而使不同的政治派系形成。尽管他们从未承认自己用过这些名字，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希腊确实有一个马夫罗科扎托斯领导的“英国”党、一个科莱特斯领导的“法国”党和一个科洛科特罗尼斯发起成立的“俄国”党。

  论政治精明，很少有人能与马夫罗科扎托斯相比，他认为处理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依附这三个欧洲列强中的哪一个，而在于利用其中一个国家的利益来制衡其他几个国家的利益。马夫罗科扎托斯自己在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是他的这一看法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战略很快就被采纳。

  1825年，易卜拉辛的大军逼近纳夫普利奥和迈索隆吉翁，雅典已处于围困之中，希腊政府中的对立党派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

  一个党派正在与法国秘密磋商，要把希腊王位送给法国内穆尔公爵。科洛科特罗尼斯则正式致函俄国，要臣服俄国，只是俄国对此置若罔闻。到了7月，希腊各方领导人非常罕见地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不久后送到伦敦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是1825年8月1日，声明“希腊将其神圣的自由、独立和政治存在置于大英帝国的绝对保护之下”。

  尽管希腊1825年致函或磋商的这三个强国都没有承认希腊革命者拥有任何权利，更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希腊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虽然没有给予直接反应，但英国外交部长派遣他的表兄斯特拉福·坎宁爵士出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并指示这位大使在赴任途中取道爱奥尼亚群岛和希腊。在这两个地方停留期间，他要与希腊临时政府进行磋商。

  在海德拉对面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个荒凉海岸上，他在1826年1月9日与马夫罗科扎托斯会面。会晤刚刚结束，搭载这两人的船只突然遭受了暴风雨。大使的船只丧失了所有的船帆。马夫罗科扎托斯乘坐的船只沉没后，他不得不游泳逃生。

  即便如此，国际干涉的基础也第一次奠定了，这个基础涉及希腊的一个让步，一旦被希腊国内知道，马夫罗科扎托斯就不会得到宽恕。一方面，希腊境内（没有指明区域）不再有“奥斯曼土耳其人”（指的是）；另一方面，希腊必须向苏丹上缴岁贡，并继续附庸于奥斯曼帝国。

  这不是希腊人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彻底独立。在随后的4年里，希腊的完全独立依然仅仅是在外交桌上。马夫罗科扎托斯极具外交智慧，他知道要保持耐心。

  而在伦敦这边，英国外交部长一直耐心地等着，直到听到这次会晤的结果。此时，俄国有了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亚历山大沙皇的皇位。为了表示祝贺，坎宁委派威灵顿公爵根据那些条款内容与俄国签署双边协议。

  1826年4月4日，就在迈索隆吉翁被围进入最后阶段的日子里，一份议定书在圣彼得堡签署。俄国和英国政府与苏丹进行磋商，实现马夫罗科扎托斯代表希腊政府的安排。同时，奥斯曼帝国的立场甚至变得更强硬。

  早在1824年，拜伦等头面人物的介入以及伦敦给希腊进行第一笔国外贷款的募集就引发了奥斯曼帝国的强烈抗议。一直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思维方法都是自上而下的，它清楚地看到了所面临的现实，只是它的欧洲对手一开始不愿意承认其对希腊的支持。上述措施没有正真获得官方同意，都是个人行为，它们违反了政府所谓的“中立”立场。

  那年5月，俄国关于分割希腊的建议泄露以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内部那些主张采取更加仁慈的手段赢回希腊反叛者的声音，也沉默下去了。虽然希腊在战争的另一边高喊“自由还是死亡”，但奥斯曼帝国这边的认识里，只有完全的投降、彻底的消灭。

  即使从外交方面看，在1826年冬天和1827年上半年，希腊独立的命运看起来也是死亡。的确，正是问题的严峻性和慢慢的变大的毁灭可能性才促使下一轮外交谈判的产生。

  欧洲都市中传言，易卜拉辛试图杀光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将北非的迁移过来，从而报复希腊人1821年实施的种族清洗。不管是真是假，这些谣言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迈索隆吉翁的命运给希腊大陆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两年前，拜伦死在那儿，这让全世界知道了迈索隆吉翁这一个名字。雅典是西方文明的老家，它被围困，最终投降。持强硬立场的政治领导人及其政府不能漠不关心了，因为这些领导人隐约地感受到自己的某些权益正在受到威胁，尤其在那些亲希腊的媒体能自由表达思想以及鼓动大众意见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世界各地会一致赞同干涉希腊冲突。早在1824年1月初，美国国会围绕公众强烈支持希腊事业的热情进行辩论，排除了以牺牲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尽早承认希腊独立的可能性。

  虽然法国这样一个时间段热爱希腊的情绪已达到顶峰，但是法国政府秘密地给埃及海军建造了战舰，甚至在这些战舰于1827年服役时，派遣法国军官随同担任军事顾问。

  在英国，除了坎宁之外，执政的托利党对任何带有革命味道的东西都是怀有敌意的。这就是威灵顿公爵的本能反应，因此他在这件事情的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儿讽刺的意味。

  法国政府也收到了希腊的请求，对在圣彼得堡签署的双边协议中自己被甩在一边心怀怨恨。早在1827年，法国就自己起草了一份国际协议的草案。7月6日，来自英国、法国和俄国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一个三方协议，当时，坎宁已经担任英国首相。

  协议的条款内容与以前的大同小异。如果奥斯曼帝国认为希腊革命是其国内事务，且苏丹继续排除任何国外干涉的可能性，那么对于如何强行干涉和调停交战双方，这个三方协议是含糊不清的。英、法、俄这三个强国没有对协议内容的字斟句酌倾注大量精力，反而立即向地中海地区派遣了一支联合海军力量，从而支持自己的协议。这是解决冲突的良方，事实的确如此。

  决定希腊革命前途的战役是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打响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军队的船只数量仅占交战对方战船的1/3，但是三国战船的火力超强，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舰队在港口几乎被摧毁殆尽。

  关于欧洲列强的这次干预，至少有一整本厚书对其进行了记录。在当时及以后，关于谁开了第一枪，关于总司令、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激烈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是整个希腊革命期间精心谋划的为数不多的战役之一。纳瓦里诺之战改变了一切。没有一名希腊人参与这场战役。这次国际干涉的程度令人震惊，是用马夫罗科扎托斯和其他希望将希腊冲突国际化的人的决心换来的。

  从这时开始，希腊革命的结果不可分割地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和高层政治交织在一起。但是，它不是与其中一个强国交织在一起。从希腊的视角看，这正是此事的美妙之处。

  尽管希腊的各对立党派就希腊应该忠诚于哪个强国的问题大打出手，但是纳瓦里诺之战带来了一个难以遏制的趋势，这个趋势无法偏向欧洲列强的任何一方。

  如果希腊的命运现在要由远在希腊之外的力量来决定，那么绝不在单独一个强国的手里，而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与其对手的博弈中。这就是三个强国代表常务会议的真正意义所在。

  这个会议被称为“伦敦希腊会议”，第一次会议在1826年年底召开，这个会议机制一直持续到1832年年底。从1827年夏到1829年秋，这三个列强轮流坐庄，主导外交方案中的军事行动。

  在纳瓦里诺，英国派遣的舰队最大，也承担着总体指挥作战的任务。那次军事行动的影响是清除了来自海上的所有对希腊的威胁。一年以后，在英国，坎宁的政策大多被新任首相威灵顿公爵修正了。

  也许是在威灵顿的鼓动下，乔治四世国王在1829年元月给议会的讲话中就纳瓦里诺发生的“麻烦事件”向奥斯曼人道歉。但是，伦敦会议是一种三方参加的跷跷板游戏。当英国对希腊的支持减弱时，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就上升了。

  1828年夏，将最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赶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是被委以重任的尼古拉斯·梅森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这与亲希腊者的干涉完全不同，尽管亲希腊者依然参与希腊事业。

  梅森将军直接听命于巴黎政府。1829年3—9月，俄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新的攻击。这正是友谊社曾经极力谋划所要获得的结果。

  但是，形势大为不同了。人们认为，在帮助希腊争取独立上，俄国在军事方面做得最多。的确，俄国海军在爱琴海上一直很活跃，打压海盗。但是，在这个新发动的俄国-奥斯曼战争中，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和位于高加索的遥远的黑海岸边。希腊的命运仅仅是顺应这最新的行动而起伏，俄国的一系列战争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当梅森的军队于1829年抵达距离奥斯曼帝国首都不到100英里的阿德里安堡（今埃迪尔内）时，形势变得令人激动。

  几周以来，俄国人仿佛要直捣黄龙，进军君士坦丁堡。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位极端保守的、不是希腊朋友的威灵顿公爵出来说话了。

  这位英国首相于9月11日致信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 我们一定要重建希腊帝国，除了俄国的必要支出外，欧洲诸强哪一个都不能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最后，那个局面没发生。铁腕勋爵的这封信发出3天后，苏丹就恳求和平，签署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接受了一些相对屈辱的条款。

  这些条款包括1826年初斯特拉福·坎宁爵士和马夫罗科扎托斯在海德拉对面的海岸上冒着暴风雨会晤达成的关于希腊的协议条款。希腊将成立自治政府，但是在名义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要给帝国政府上缴岁贡。

  尽管威灵顿后来也认为马夫罗科扎托斯在1823年第一次给英国外交部长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欧洲的和平依赖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力量，从而制衡俄国。希腊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英国政府虽然不太满意，但是在盟友猜忌的刺激下，在终极的解决方案中投入了最后的、出乎意料的元素。这个新的希腊为什么不能获得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希腊完全独立，那么3个欧洲强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就会被迫撕下它们的伪装，因为它们都想统治希腊，让希腊成为它们的附庸。

  没有哪一方敢反对。就苏丹来说，他已经受困于《阿德里安堡条约》，所以他不得不接受任何决定。欧洲强国根本不听取希腊的意见。英国、法国、俄国政府的代表于1830年2月3日签署的《伦敦议定书》第一次宣称：“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享有依附于一个完整独立国家的所有政治、行政和商业权利。